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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子〉又译《天堂的孩子〉触及心灵的片子 伊朗导演马基得·马基迪在1998 ... 该片成了世界儿童影片中的经典。
小哈里取回为妹妹修理的小鞋子时，不慎把这双妹妹仅有的鞋子丢失了，为了免除父母的惩罚，他央求妹妹与他达成协议：每天妹妹上学时穿他的鞋子，然后下学后再换给他去上学。于是兄妹仅有的这双鞋子每天就在两个人的脚上交换着，能够找回丢失的鞋子或者再拥有一双鞋子的渴望在两个稚嫩的心中与日俱增地堆积着，因为他们既要逃避父母以及迟到可能带来的惩罚，又要承受换鞋带来的种种不便，还要躲避对于他人鞋子的羡慕所带来的折磨。哈里试图和父亲去城里打工挣钱，父亲却意外受伤，花去了本来答应给妹妹买鞋的钱治病。后来，哈里看到全市长跑比赛的通知时，终于哀求老师批准他参加比赛，因为比赛季军的奖品中有一双鞋子。在比赛中，哈里奔跑着，他的眼前晃动着妹妹放学后奔回来与他换鞋以及他换好鞋后奔向学校的脚步，他要取胜，他要获得那双鞋子，他在奔跑，在极度疲劳中奔跑，后来他跌倒了，为了胜利，他又不顾一切地爬起跑向终点并在混乱中率先撞线。当人们向小冠军表示祝贺时，哈里抬起的却是一双充满失望的泪眼。回到家中，妹妹难过地走开了，哈里脱下了自己的鞋子——它已经彻底地磨烂了，哈里把打满水疱的脚泡在院内的池中，一群鱼向他游来。而此时，他的父亲正在回家的途中，在他的自行车上，放着买给哈里和妹妹的新鞋子……
伊朗电影《小鞋子》。二十世纪末，伊朗电影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结合现代的人文意识而在国际影坛引起注目。可以说，他们的电影是把西方电影意识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结合的最为自然和成功的。《小鞋子》便是其中之一。
在很多情况下，这部电影都被当作一部儿童电影来看待，我却认为这是一种误读。让一个幼小的心灵去承受一个并不奢侈的渴望的沉重的折磨，这已经不是以童趣为主要特征的儿童电影所能承受的主题了。但是这种分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极其完美动人。
最感人的是电影里的人文关怀气息，导演以一种极其温情的目光关注了一个普通儿童去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实现一个梦想的全过程，这种温情反映在导演以蹲下来的姿势在平视一个孩子的眼睛，倾听他的声音，所以哈里和妹妹的语言是幼稚的，思维是幼稚的，行为也是幼稚的，但又是最自然真实的，这种自然使他们的梦想呈现出最纯净的色彩，也使他们的渴望具有了灼人的力量，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同哈里一起在渴望那双鞋子时，有一个念头会突然闯进你胸膛：我们不都在不同的境况下丢失过不同的“鞋子”吗？我们这样渴望过吗？我们这样不懈过吗？
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哈里这样一个在窘迫景况下生存的儿童，导演没有表现出廉价的同情，而是体现出了尊重，在哈里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中，始终有一种倔强的光芒，这种倔强使哈里始终保持着对目标不懈努力的激情，也诠释着他的许多品质，他对妹妹的关爱，对父母的体贴，对学习的热爱，对善良的尊重以及自己应有的聪明机智，无不发乎内心，出于自然。这种自然是如此的水到渠成，以至在结尾，导演可以大胆地把失望留给哈里，而把惊喜留给了观众。也正是这种结尾，我们才会让哈里在我们心中烫出了印记，也才能回味出导演对哈里最深处的温柔抚摩。
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如诗地赞美上，在哈里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这个故事发展的人文背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和知足，哈里父母的善良，周围老师和其他人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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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
第5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奖
这是一部极端写实的伊朗电影，但是当你看到片头一群男人背着一块大黑板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时，却有种“超现实”的感觉。或许“民族电影”给人的震撼，其中一大部分便是提供“异文化”观众们一个更大的全新视野。而伊朗电影近几年在国际影坛的优异表现，甚至在商业市场上的成功（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天堂的孩子》），俨然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电影脉络。由于政治、宗教、财力等多种原因，伊朗电影大多关注孩子和妇女，选择的事件一般为凡人小事，注重叙事结构，在独特的仿佛复制生活的循环往复中关注人生，以小见大，风格清新。在众多的伊朗电影里，出身于导演世家的女导演 Samira Makhmalbaf 的作品《黑板》（Black-boards）是一部风格写实，意韵抽象的现代寓言。
一群背着大黑板的流浪教师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行进，其中两个人特别迫切地要寻找愿意付学费的学生。他们一个后悔不听父亲的忠告（当牧羊人）当上了无人问津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另一个自己只上了两年学，急着为幼小的孩子攒钱看病。他们俩首先脱离了大部队，然后又在一个岔路口分道扬镳，各自踏上追寻学生的孤独旅程。一个遇见了在两伊边境来回偷运走私物品的一群孩子，他们被问及是否会读书写字时，都异口同声的说不会，却又纷纷表示不愿意学习。教师锲而不舍地一直跟着这群孩子，甚至贡献出一半黑板给其中一个捆扎货物。终于有一个和这位教师名字相同的小家伙表示愿意给可怜的教师点“面子”，允许他教自己认字。教师兴致勃勃的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告诉孩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旅行者”。孩子们偷偷混在羊群里溜出边境，在中途休息时，好学可爱的男孩在黑板上依葫芦画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高兴呢却中了冷枪，永远倒在了贫瘠的土地上。
那个自己只读了两年书的“教师”，遇见了一队迷途的伊拉克流浪者，其中一位老者因为三天无法小便而痛苦不堪，教师愿意为他们带路，酬劳是40枚核桃。中途，他为了5枚核桃贡献出黑板来抬病重的老者。他还莫名其妙地和老者的女儿结了婚，那个女人只管拖着自己的儿子走路或者露宿，从来不回答教师的问话，也丝毫不理会教师向她煞费苦心地教授（“我爱你”这类简单的文字和阿拉伯数字），教师的黑板对于她来说就是用来晾晒衣物的东西。教师对自己的徒劳无功表示愤怒，女人第一次开口说了一段完整的话：“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来又下去，唯一没有走的是我的儿子。”——语出惊人。在一家人藏在黑板下躲避了一次空袭后，流浪者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女人不希望和教师呆在一起了，于是两人继滑稽但合法的结婚仪式之后，举行了同样滑稽但合法的离婚仪式，教师的黑板作为这场滑稽婚姻的见证，被女人给背走了，上面写的“我爱你”仍然清晰可辨。
操纵片中人命运的安拉之手，就是时不时响起的冷枪、时不时遭遇的空袭，那些黑板的最大用处不是教师教学时为学生做演示，而是在空袭时涂上黄泥作掩体。对于荒原上的流浪者们，生存是第一要义。而影片最别具一格之处是，机智地展现了那两位教师因为有了知识也具有了知识分子独有的“智慧的烦恼”——哪怕只接受过两年教育。影片拍摄的冷静客观，只呈现生活状态而不作刻意解释，这种不落俗窠的制作方法让《黑板》具有了高级的格调。
《老师的黑板》并非喜欢伊朗电影的观众所意料的“小孩片”，而是以两个“流动老师”的际遇带出伊朗边界人民的生活惨况。这些流动老师扛着黑板到处找学生，其景象与行径恐怕是中国观众难以想像理解的，但是当其中一个老师找到一群在两伊边界背着走私货物涉险求生的孩子，而另一个老师则碰到一群找路回家乡的老人妇孺时，答案已不辩可明了。
走私的孩子们自称是“骡子”，扛着几乎压垮他们背脊的货物，一不小心极有可能在途中跌落山谷，甚至遭边境士兵射杀，会不会写名字和算数这档事，这时候一点都不重要了，黑板还不如当成担架，用来扛无法行走的老先生，当他们在路上遇到疑似枪弹、甚至化学武器攻击时，黑板已不是教育的工具，而是保障安全的防护墙。而这个老师最后在边境跟妻子离婚，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妻子要回自己的家，不可能跟他走，他得到了核桃，却失去自己的黑板（黑板归离婚的妻子所有）。人为的“边境”阻隔了人际的可能，看似荒谬的结婚离婚，其实包含了许多生存的苦涩与些许人同此心的温暖。
所以你不必期待这是一部有关“春风化雨”的教师节电影，随着“黑板”在片中不断变换它的功能，导演对两伊边境人民如同蝼蚁般的生命，有了更深的关注；被教育的其实是我们。
执导本片的莎米拉·马克马巴夫是个早熟的导演，她18岁时完成的处女作《苹果》就已叫人震撼，拍摄《老师的黑板》这么一部侧写两伊苦境、间接批判政治环境的作品时，也不过21岁而已，却已能刻划痛苦生活中偶然的喜悦与荒谬的情境。如果伊朗电影能维持人才辈出的传统，想引领国际影坛风骚个几年，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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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的滋味 The Taste of Cherry/Tam e Guilass，是伊朗导演阿巴斯1997年的作品，表达了导演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形成的对生死的看法。影片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哲学思考，在世界影坛引起轰动
影片的主人公巴迪，一位面色阴郁的中年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于是自然的，他选择了死亡，在生命的列车抵达终点之前提前下车。虽然他做出了这个选择，但他并不是个草率的人，这从他对身后事的考虑上可以看出。他想到死后要么是亲人收尸、敛葬，这对他们来说或多或少要造成痛苦，起码是不安；要么曝尸野外，让没有头脑的低等动物果腹。这些巴迪先生都不愿意，于是他为自己的死亡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安排：在一棵樱桃树下挖个坑，前一天晚上吞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到坑里躺下，第二天早晨，让人来到坑边叫他两声，若仍能回答，则将自己救起；若悄无声息，不管睡得太沉或真的死去，则用20锹土将其掩埋，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得到巴迪先生留给他的20万里亚尔（伊朗货币单位）。所有的计划都很周密，--包括用多少锹土。现在巴迪先生只要找到一个帮助他完成计划的人，于是他开着汽车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影片就从这里开始。
整部影片的四百多个镜头，只有最后的十几个镜头我们才看到花朵的五颜六色，树木草丛的郁郁葱葱，而这些大自然的本真色彩在这之前都被阿巴斯用滤镜滤去，只有一片灰黄，这种令人压抑窒息的主观色彩与主人公一心求死的灰色心境相得益彰，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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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树下的情人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把它当成纪录片来看，基本上没有配乐，绝少移动的镜头，大段的发生在汽车上主人公和对手之间的对话全用的是正反打，让人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拍电视剧还是在做纪录片的采访。要是你懂阿拉伯语，这段时间倒完全可以闭上眼睛练练听力。导演残忍的去除了情节的枝枝节节用毫无花哨的镜头语言制作出一部足以闷倒一大批观众的影片。没有一定耐心的人是不容易看完它的。
全片的主线极为清晰：导演来到地震过后的村庄拍片，原来的男演员也许是惊于女主角的美而犯了口吃的毛病，替换上来的男主角面对女主角这个自己的梦中情人不顾后者家人的拒绝又展开了一轮一轮的追求和表白。他是个文盲又没有自己的房子，但这丝毫不影响到他追求自己所爱的信心，在他看来，最合理的世界应当是穷人和地主，文盲和有知识的人结婚以使穷人都有房子住，文盲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家长的教育。多么天真又纯朴的愿望！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过的快活，他可以承诺重操自己发誓再也不干了的泥水匠的旧业，可以保证婚后自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有时你倒茶，有时我来，这就是他的爱情观。可惜女主人公面对对方见缝插针的表白却始终沉默相对。就是在小伙子利用拍片间隙提出以翻页与否来做出答复的央求的时候也只是用手遮住脸庞始终不发一言。要是换成我，此时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也难怪影片结尾时让小伙子说出你的心是铁做的吗那样的话来了。不由得让人佩服他的勇气。最后将近5分钟阿巴斯用一个超远距离的远景以片中导演的视角注视着两个人合而又分，求爱成功了吗，我想没有，影片开始时姑娘拒绝穿农妇们穿的衣服就已经是个暗示了，我想。伴随音乐的响起，影片就此结束了，一丝淡淡的哀愁掠过心头。
还有一段戏中戏的台词使我感叹，记不住原话了，大意是说，死去的人们已经死去了，我们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像他们一样死去。往下并没有说，我想也正是男孩用行动表现的那样，生命是脆弱的，要抓住每一天去爱自己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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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發生於德黑蘭近郊一個窮困的小村落裡，一對狠心的父母從雙胞胎姐妹出生起，就將他們關在任何進出口都裝有鐵欄杆的家裡。鄰居的投訴，換來了社工人員的注意，將他們倆從“鐵屋”中給救了出來。不會言語、不曾離開家門的兩姐妹，他們倆的遭遇會是如何........ 《蘋果》一片的導演莎米拉在此片當中所要表達的，並不是要控訴這對關了自己雙胞胎的父母親，而或許是在質疑這社會的價值觀，在女權運動20年後的今日，是否真的需要再次被扭轉。藉由劇中社工人員較〝文明〞的角度，讓我們再來看待這些個屬於政治、文化、宗教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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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挚爱
在遥远的伊朗，在当地的伊朗人努力实现他们的梦想时，没有合法工作权的阿富汗难民只能偷偷摸摸的工作苟活着。拉提夫是个好心但调皮的少年小监工，提供食物茶水给阿富汗工人。因为他们没有合法工作权，所以只能攒得微薄的工资。大工头梅玛是个仁慈但节省的人，但是他每周只给拉提夫少许的零用钱，并认为扣下他其余薪水是为了他的将来好。
阿富汗工人纳加夫在工地摔伤，隔天，纳加夫的亲友带着的儿子巴兰一同前来上工。亲友说服工头梅玛让巴兰接替他父亲的工作，在欠缺劳工的压力之下，工头不情愿地答应了。但巴兰并不想做这种劳力工作，导致进度严重落后，于是梅玛将拉提夫与巴兰的工作对调，这下子拉提夫的工作加重，他十分不满，甚至意图向巴兰泼水报复。
然而，某天夜里，拉提夫发现了巴兰惊人的秘密后，他对巴兰的态度完全改观，甚至在政府下令遣散非法的阿富汗劳工后，不惜千里追寻巴兰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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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籁俱寂
描写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盲童，他的工作是在乐曲行当调音师，同时他也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他穿过黑暗的镜子，从音乐上找到精神上的自我，这个声音国度当中，音乐一部分来自现实，一部分则来自想像，在他的脑子里听见的不仅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跟重叠共鸣着他周遭环境的如何会发出声响的乐器上。
伊朗著名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扬威威尼斯影展的力作，它呈现的珠玉纷呈、雕花精工的风格——让我们一同听见并且看见男孩自身充满挫折的感受，那种被夺去眼睛看见全景的能力——创造出一个达到神圣顶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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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经常有人说伊朗电影给世界影坛吹来一股新风。初见之下，确实为其朴实无华，不事雕
琢的风格所打动。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一小学生因为错拿朋友的作业本，在
交还给朋友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故事极尽简单，却带出伊朗乡村生活在现代化影响之
下的种种微妙变化。整部影片简洁明快却充满张力，令人印象深刻。我在看的时候常常被小男孩的纯真而感动。一种我们隐藏深处的东西或者被遗忘的东西。久违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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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颜色
影片一开始是长时间的黑场与不断变换的音乐声，间或有小孩领走磁带时的交谈。快到观看者难以容忍的时候，一段老人吟唱哼颂的声音带来镜头的豁然明亮，我们看到一个盲童学校的孩子们在打点行装。小男孩墨曼捧着他的零碎走回了座位。
这个开头至少让我们思考一会儿盲人的感觉：他们能从电影中获得什么？黑场，与声音。接下来的故事是这个盲童与他的父亲和祖母之间的情感牵绊。父亲想要续弦，觉得带个瞎孩子实在是个负担，想把他交给一个盲木匠学徒，却遭到祖母的抵死反对。其结果是祖母在寻找墨曼的途中淋雨患病而去世，父亲身败名裂，婚事无成，在接儿子回家的途中，墨曼掉进激流，父木讷许久才终于跳进水里营救。但直到两人被冲到大海边上，才有了片尾这个生死不知的结局。本片在视听语言上颇多煞费心思的精致之处，尤其是对盲童的手的再三表现以及他对天籁之声的敏感直觉，都倾注了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的人道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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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带我回家
贾法·潘纳西曾是阿巴斯的助手，两人曾经合作拍摄《樱桃的滋味》，潘纳西的风格可以说是师出阿巴斯，也就是强烈的纪实风格，他们都醉心于重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琐碎细节。但潘纳西更青出于蓝，除了学足阿巴斯将现实与虚构共冶一炉之外，他自己还带有一份游戏心态在他的电影里，这从他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白气球》里面已经初见端倪，到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谁能带我回家》更甚：在影片前４０分钟的时间里，仿佛正要讲一个因为妈妈延误了接送而要独自寻路回家的小女孩在路上的故事，借以表现伊朗妇女的现实生活。但是突然之间那个饰演主角的小女孩一个不耐烦，就叫了出来：“我不演这个电影了！”一下子就跳出了画面，接下来是电影工作人员一阵紧张的商讨，最后导演决定不再跟着原定剧本拍摄了，而是紧跟着那个小女孩进行偷拍她闹别扭找路回家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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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气球
电影的开头颇似另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伊斯兰教新年来历之际，穿着小红裙子的可爱小女孩缠着妈妈想要买一条“胖胖的会跳舞的象新娘一样的”金鱼，在哥哥帮助之下终于拿到了钱，可是在路上却把钱给丢了。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想不会又是一部《小鞋子》吧。但是故事接着发展下去，却是围绕着兄妹俩想方设法去取那一张掉进水渠里的钞票的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同样事关穷人家孩子和他们的期盼，但是相比较《小鞋子》，却少了一份忧伤，多了一份轻松幽默，平淡如水般流淌的叙述正是生活的节奏吧，虽然缺乏一般故事片的曲折情节，也刻意回避了许多似乎正要展开的矛盾冲突，但在说与不说之间，却是韵味无穷。
这部拍摄于１９９５年的电影是导演贾法·潘纳西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潘纳西曾是伊朗名导阿巴斯的助手，而这部影片的幕后编剧正是阿巴斯，潘纳西凭此片夺得１９９５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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